法正和李严都曾经是刘璋的属下，在刘备入主益州这个重大事件当中，都立有大功，因此两人都在刘备的蜀汉国任职高官。由于法正暗通刘备较早，刘备得到益州后，法正的官职和李严差不多，只是受信任的程度超过李严。这时期，法正任蜀郡太守、扬武将军，而李严是犍为太守，兴业将军。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以后，法正被任命为尚书令、护军将军。由于法正在第二年就去世了，刘备当皇帝后，李严就成了尚书令。刘备临终前，更是遗诏李严为中都护，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少主刘禅。两人因为帮助刘备入主益州有功，都有一种狂妄自大、作威作福的毛病，同样都犯下了不法之事。但是，诸葛亮对两人违法之事态度确实大相迳庭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。对于法正的擅刑滥杀，人们只是要诸葛亮禀明刘备，让刘备加以约束，但诸葛亮却不但不禀明刘备，还找理由说不能限制法正。据此，有人就说法正是诸葛亮唯一不敢惹的人。诸葛亮北伐期间，李严负责后勤供给，由于天降大雨，运输困难，李严要求撤军。诸葛亮回来后，李严又说运输不是问题，在刘禅和诸葛亮之间搬弄是非。诸葛亮禀明后主刘禅，老账新账一块儿算，将李严废为平民，流放边郡。也有人据此认为，这是诸葛亮打击另一个托孤大臣，将大权独揽的借口。
法正和李严，都是蜀汉国上层的高官，诸葛亮为什么对待他们一个宽大无边，一个严峻苛刻呢？这应该从两人的功绩、所处的局面、犯法的性质和面对的主公来寻找原因。
法正的功劳大于李严
法正功大，李严虽然有功，但不如法正，这也是法正受信任程度重的原因。
还在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的时候，诸葛亮就提出让他夺取西川，跨有荆、益两州。但刘备在荆州尚且立足未稳，再直接发兵攻打西川，究竟能有几成把握？益州别驾张松出使曹操，不受曹操待见，回来就劝刘璋断绝和曹操的来往而结纳刘备。曹操赤壁新败，刘璋认可，就同意了张松意见。派谁去出使刘备呢？张松推荐了法正。法正在刘璋手下并不受重用，他和张松交好，两人常常在一起发牢骚。法正明白张松的用意，假意推脱，刘璋坚持，法正就去见了刘备。回来后，法正就和张松共谋，如果有机会，就共同拥戴刘备。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），曹操要征伐汉中的张鲁，刘璋担心曹操消灭张鲁后趁势讨伐自己，心中非常害怕。张松趁机劝说刘璋把刘备请到益州来，先于曹操讨伐张鲁。法正作为使者再一次前去请刘备入川。法正见到刘备，就暗中劝说刘备，借着入川之机，顺势灭掉刘璋，以此成就大业。
刘备入川，张松事情败露被杀，和刘璋关系破裂，两人刀兵相见。兵围成都时，法正写信给刘璋，暗示他投降。这多少起到了动摇刘璋信心，瓦解刘璋部属斗志的作用。刘璋投降后，法正在帮助刘备安抚刘璋官吏，结纳拉拢益州豪强士族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李严曾经是刘璋的成都县令，刘备攻打绵竹时，李严被任命为护军，到绵竹前线抵挡刘备。但是，李严不但没有认真抵抗，还率领手下众人投降了刘备。
两相比较，显然法正的功劳大于李严。正因为如此，刘备攻下成都以后，两人的官职虽然差不多，但轻重程度却有不小的差距。法正是蜀郡太守，可以称作是“市区”主官，而李严是犍为太守，虽然靠近成都，但也只能算作是“郊区”长官。法正除了有这个一郡的地方官职，在内还是刘备的主要谋臣。而这时的李严，则只是一个一郡的地方官。
另外从刘备方面来说，他已经摆脱了在荆州时的担惊受怕窘境，这一切，有着法正的巨大功劳。所以，诸葛亮才会说：“主公（刘备）从前在公安之时，北面害怕曹操的强盛，东面担心孙权的逼迫，近身处又惧怕孙夫人在身边生变。在那个时候，真的是进退两难，法正作为主公的左右手，是他得以让主公展翅高飞不再受人钳制，现在又怎么可能禁止法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呢？
法正违法，正是在刘备最信任、最需要他的时候，这时候又怎么可能让诸葛亮说服刘备去处置法正呢？
法正犯法和李严的性质不同
当然，不管受到多大的信任，作为臣下的所作所为，都不能危及皇权，否则，“功高盖主”反而是一种帝王的忌讳，有可能会因遭忌而受到惩处。法正所犯之法，虽然在实质上也是危及了统治基础，但从表面上来说，这只是一种间接的危害，直接危害的只是下层人士的利益，尤其是不直接针对皇权。
《三国志》是这样记载法正枉法的：“法正得志，即便是一顿饭那样的小恩小惠，一瞪眼那样微不足道的失礼，他无不加以报恩或复仇的处置方式，对曾经对他有过毁谤行为的人，他更是擅自处死了他们。”由此看来，法正的违法之处在于擅用刑法，针对的只是一些小人物，这些都是在刘备和诸葛亮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。
而李严要的是行政军事大权，直接针对的就是相权，而在当时的蜀国来说，这是一大部分的皇权。
李严要求诸葛亮撤军，回来又搬弄是非，在诸葛亮和刘禅面前说了不一样的话。一般认为，李严给诸葛亮书信，留下了白纸黑字，证人证物都在，李严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诸葛亮弹劾李严，并不是纠缠在李严这件事情上。诸葛亮的上书是这样写的：“……臣将北上出兵，想要调来李平（李严这时改名为李平）的军队镇守汉中。李平想尽办法推脱辩解，没有来的意思，却要求给他五个郡的地域，封作巴州刺史。去年臣想要向西方出兵征讨，准备命令李平负责督管汉中，李平说司马懿等人设置了官署，来招请他。”诸葛亮的上书是给皇帝看的，也就是拿到朝廷上给百官看的，应该是已经发生过为很多人知道的事情，应当不会是仅仅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情。这就是说，李严的问题在两个阶段，前一个阶段是要属地管理权，即五个郡的巴州太守。李严手里有兵，又是“统内外军事”的主官，再要给了他一个州的地盘，若有异心，蜀汉国将会处于何种境地？第二阶段就是要有自己的官署，也就是要行政命令权和官员任免权。有官署和没有官署是有很大区别的，有官署可以自己发号施令、有自己的人员班底。李严拿司马懿来说事，还说司马懿来“招请他”，因此诸葛亮会说：“臣子知道李平的私下打算，是想要趁出兵的机会，逼迫臣答应，让他取得利益。”李严要的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，蜀汉国实在是给不起了，比如说，诸葛亮给他儿子升官已经不能满足李严的欲望了。
法正和李严所处的局面不同
有时候，利益也是可以交易的，比如说袁绍，他想把汉献帝迁到鄄城，以便离自己近一点，也就是想控制在自己手里。曹操当然不会给他，于是就给了袁绍一个太尉，大将军，这后一个职务，可是曹操让出来的。法正处在益州尚未稳定之际，刘备还需要他来帮助自己稳定局势，尤其是，这时候汉中还没有被刘备掌握，刘备还需要益州兵将帮助他夺取汉中。实际情况是，刘备在夺取汉中时，法正还真是立了大功。
李严所处的时期，已经是内部基本稳定，国家得到了认可，也就是皇权得到了巩固。诸葛亮驻汉中要北上伐魏，这应该是蜀汉国定下的基本国策，不管今天的人认为诸葛亮应不应该伐魏，就当时的蜀汉国来说，都应该无条件尽全力支持。李严如果对伐魏有看法，应该在政策决定之前提出，而不应该将国家行动当作自己伸手牟利的机会。所以，不管李严对于诸葛亮撤军一事上有什么样的微词，诸葛亮都会将他治罪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需要一个他国前来“招请”的人，而这个人自己还将此作为砝码来向国家要价。
法正的上司是州牧，李严的上司是皇帝
法正犯法，只是枉法之罪，报的只不过是私仇。另外，法正是蜀郡太守，在自己州里执法，在程序上是说得过去的。究竟是公报私仇还是滥用刑律，这在整个封建社会多了去了，又怎能多法正一个？诸葛亮是个明事理之人，在处理法正和维护益州稳定之间，孰轻孰重是非常清楚的。
李严是要官要权，按照刘备的安排，他已经是蜀汉国的“老三”，理论上说，只有皇帝才是他的上司。官位已经至此，还要要这要那，就这样要来要去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且一旦得到了这些，而私欲还不满足，蜀汉国还能再给他什么？李严被贬不长时间诸葛亮就去世了，假如李严是冤枉的或者本来就不是这么严重的问题，那后主刘禅应该给他平反才是，假如不能给他一个丞相大将军之类，至少也应该把他召回成都，安排一个闲职养老。但刘禅并没有这样做，说明李严犯法背后的问题的确很严重。
俗话说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诸葛亮作为古代优秀的政治家，一代名相，就很好地诠释了这句名言，那就是要有所容忍有所绝不容忍，并不能说明对一个怕对另一个排斥的问题。同时，作为臣下给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也要看有没有可行性，尤其是时机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再有一点就是，任何时候，这私欲都不能无限膨胀，否则，其后果只能是身败名裂。至于法正日后会不会得寸进尺，无限膨胀自己的私欲，因为其死的早，这也都是些不能假设的事情了。